近日，湖南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实施意见》，明确了激励干部担当作为的6个方面20条措施。这20条新政“干货满满”，其中“防止不区分情况搞层层加码问责，防止简单依靠问责平息事端”的内容，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

　　有权必有责、失职要问责，这是从严管理干部的题中之义。近几年，伴随《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等党内法规制度深入实施，失责必问、问责必严业已成为管党治党的常态和利器。这对于帮助党员干部拧紧责任“发条”、主动担当作为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也不可否认，个别地方、部门还存在过分依赖问责抓落实、拍脑袋问责、层层加码问责等现象。前不久，被舆论炒得很热的安徽全椒县“干部4分钟不接电话被处分”一事，即为问责简单化的一起典型案例。湖南“干部新政”对这种简单化问责方式说“不”，鲜明提出不搞层层加码问责，具有现实针对性和风向标意义。

　　问责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建立问责制度，从根本上来说不是要和哪个干部过不去，而是为了激励干部担当作为，更好推动工作落实。然而，如果“一有错就问责，一问责就动纪”，把问责简单化粗暴化，不加区分地搞层层加码，最后难免事与愿违，不仅激发不了干部担当干事的积极性，反倒可能强化明哲保身、遇事则躲的“不作为”氛围。

　　列宁曾说，“只有什么事也不干的人，才不会犯错误。”

　　很浅显的道理，经常洗碗的人，失手打碎碗的几率也大。不区分情况搞层层加码问责，看起来是对慵懒怠政行为的重拳出击，客观上却起到了对这类行为的鼓励效果，使得干事者轻则背上“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心理包袱，重则因“怕打碎碗就不敢洗碗”了。

　　究其实质，不区分情况搞层层加码问责，简单依靠问责平息事端，主要还是对“问责”认识不清、界限不明、尺度不准、程序不严，是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一种新变种。

　　众所周知，是权就不能任性，问责权同样如此。一事当前，该不该问责、谁该被问责、怎样问责、问责到何种程度，不能大而化之，不能拍脑袋决策，必须做到精准精细。现实中，不少层层加码问责情况，习惯于拔高事件的严重性，往往存在简单粗暴、乱扣帽子、泛化滥用等问题。曾长期主持过干部工作的老一辈革命家陈云同志一针见血指出，“戴大帽子的原因，常常是因为把每个错误夸大，不适当地提到原则的高度。我们不应该机械地去看事情，一定要分出是不是错误，错误的大小轻重，不要随便乱给别人戴大帽子。”

　　这个问题不重视起来，很容易导致问责的泛化滥用和层层加码。一言以蔽之，“不问不责”固然不行，但不区分情况搞层层加码问责同样不可取。问责贵在实事求是、符合法规程序、经得起推敲检验。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也没有不犯错误的人。每个干部都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不足，不能不问青红皂白、一棍子打死。这是运用问责手段时，需要充分考量和认真研究的问题。

　　我们党对犯错误的干部，历来主张“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但如何“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一门极有艺术的干部管理工作。过去，毛泽东同志就指出“这个工作绝不是痛快一时，乱打一顿，所能奏效的”“对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习近平总书记也深刻指出，“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难免出现瑕疵和失误。如果一味求全责备，干部的积极性就会遭到伤害。”由此可见，帮助干部改进错误，“乱打一顿”式方法和“求全责备”式要求，实践中很难奏效。

　　应该看到，“严管”就是“厚爱”，“问责”重在督促干部知责、明责、尽责，说到底是对干部的帮助和爱护。关于这个问题，1938年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五条爱护干部的办法：

　　1

　　指导他们

　　2

　　提高他们

　　3

　　检查他们的工作；

　　4

　　对于犯错误的干部，一般地应采取说服的方法，帮助他们改正错误

　　5

　　照顾他们的困难。

　　其中讲的第四条，刘少奇同志在1956年党的八大上的政治报告中有更加充分的阐述：

　　“对于任何由于认识上的有错误而在工作上犯错误的同志，党都坚决地执行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原则，着重思想的教育，而不轻易采取纪律处分”。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管党治党实践中贯通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坚持实事求是、力求精准科学，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党纪轻处分和组织调整成为大多数，着眼的也是在抓早、抓小、抓严中体现对干部的严管厚爱。

　　有哲人讲，“如果把所有的错误都关在门外的话，真理也要被关在门外了”。干事创业需要探索，遭遇挫折在所难免。当前，湖南正处于打好“三大攻坚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最需要的是担当作为。如果想干事、敢干事的人频频陷入非议，如果敢闯敢试受挫后就被冷嘲热讽甚至“一棍子打死”，那么谁还沉下心来干事？

　　这就需要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讲的要求，“当干部因敢抓敢管、敢闯敢试而遭遇挫折失误、受到非议时，当干部埋头苦干、业绩突出却因风气不正长期受到冷落和不公平对待时，当干部因不实举报受到委屈、被人误解时，组织上要为他们说公道话，为他们加油鼓劲、撑腰壮胆，该澄清的及时澄清，该正名的公开正名，使他们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心情畅快投入到工作中去。”

　　湖南《实施意见》提出，对那些因敢抓敢管、敢闯敢试而遭遇挫折失败、受到非议的干部，要全面历史辩证看待，公平公正对待，确实表现优秀且符合相关条件的要大胆使用。这就给了担当作为的干部吃了一颗“定心丸”。

　　这在实际操作中，还涉及到一个如何“容错纠错”的问题。湖南《实施意见》明确指出，既对干部从严要求，又宽容干部在改革创新中的失误错误。对干部的失误错误进行综合分析，合理把握容错的界限和情形，对该容的大胆容错，不该容的坚决不容。至于哪些该容、哪些不容，总的要求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三个区分开来”，明辨“为公”还是“为私”，分清“无心”还是“有意”，判定“无禁”还是“严禁”，划分“失误、错误”与“违纪、违法”的界限。把握好了这“三个区分开来”，容错纠错才有标准标尺，问责追责才能客观求是。

　　当然，防止层层加码问责，主要是避免追责主体随意化、问责扩大化、处理处分不恰当等问题，并非纵容干部的失误错误。对一个干部来说，不管有什么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不管发现的错误再怎么小，也必须坚持有错必纠、有过必改。

　　1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指出：

　　“要在选人用人上体现讲担当、重担当的鲜明导向，把敢不敢扛事、愿不愿做事、能不能干事作为识别干部、评判优劣、奖惩升降的重要标准，把干部干了什么事、干了多少事、干的事组织和群众认不认可作为选拔干部的根本依据，选拔任用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绩突出的干部。”

　　湖南干部新政体现了这一要求，是为敢闯者“鼓足劲”、敢干者“加满油”、试错者“卸包袱”的创新之举、担当之举，必将有效激发全省广大干部担当作为、干事创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