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一方面军巧妙地渡过了天险金沙江，摆脱了国民党蒋介石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江水的波涛声，象演奏出的军乐，为红军继续北上送行。此时，人们的心情格外欢畅，迈着大步，精神抖擞地向前走着……

　　过江后在一段时间，全军团都是晚上行军，白天休息。

　　一天清晨，朝霞映红了东方，我们经过一夜的行军，到达了当时称为西康省德昌县，东南四十余里的一个村庄宿了营，疲惫和劳累经过一天的休息消失了。下午，我们又迎着黄昏向德昌县进发。部队在行进中，我们红一团是军团的前卫团，三营又是先头营，我们九连是营的尖兵连。我所在的一排一班又是尖兵班，我们是走在全军团的最前面的。离开宿营地不久，涉过一条小河，而后又沿河右岸的小路向北前进，大约走了十几里路，发现了敌情；四川军阀刘湘的部队妄想阻击我们，敌人还拉开了架势，挖了堑壕和散兵坑，但却未料到红军来得这样快，借着晚霞可以看到山坡上堑壕里稀零零地晃荡着几个“黄皮狗” ……

　　“谁阻挡我们，就消灭谁”，这就是命令，枪响了，“冲上去”，一班大个子班长，一边喊着，一边带领着我们冲了上去。我紧跟在副班长的后面，冲到了敌人的堑壕。几个干瘦的家伙见势不妙，丢下枪就往后跑，副班长箭步跑上去，想一把抓住跑在最后面的一个，可敌人吓破了胆，像兔子一样猛窜，人没抓住，却把敌人肩挎着的两枚麻尾手榴弹抓了下来。

　　这时，右面山上的敌人向我们开火了，一串串子弹从耳边擦过，嗖嗖地飞叫，在我们继续追赶敌人的时候，一颗子弹打中了我的左胸，我不由自主地被子弹的冲击力力量，推转了半个圈，踉跄地倒了下去，一股热流顺着前胸往下淌。卫生员赶紧跑来，把我背到一棵大树下，撕开我的衣服利索的上着药，一股浓厚的酒气味薰得我清醒了，当卫生员往伤口塞碘酒纱布的时候，疼痛得简直使人难以忍受，但我还是咬着牙挺了过去。他见我一声没吭，便喃喃地说：“行，小同志，能坚持，好样的!……”我没回答什么，一直坚持着上完了药，我们才同时松了口气。他收拾完药品和器械，站立起来准备离开时，又安慰我：“你伤的不轻，子弹打进肺里，胸腔内还在出血，你千万不能乱动，慢慢会好的。”说完就急忙追部队去了。

　　我一个人躺在大树下，微风吹得树叶摇摆着，白云在我的眼帘里飘过，脑子里象一团乱麻。卫生员的话又在我耳边回响：“打伤了肺——子弹还在里头——还在出血……”，再过半个多月我才二十二岁，还年轻，不会死吧……。正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来了一队人马，看清了，那走在前面的不就是我们团的杨得志团长吗?我高兴极了，想一下子站起来迎上前去，可动不得，团长走到我跟前，弯下身子，亲切地问我：“伤在哪里了，重不?”我没加思索地照卫生员的话简单的说了一遍，心想团长一定会想办法让我跟上部队!哪知团长叹了口气说：“你不要急，伤的不轻啊!要好好休息，后边会有人抬你走的。”说完又快步向前走去。我深知战斗要靠他指挥，不能误了大事，再也没跟他说什么，只是两眼一直望着他们的身影在远处消逝。这时我才感到后悔，不该把卫生员说的那些话告诉团长，不然也可能会有别的办法，可是他们已经走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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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树下还是我一个人，“后边有人抬你”这话的含意我清楚，也的确是团首长对下级发自肺腑的关怀和安慰，然而，也意味着一种极大的困难，在长征路上的战斗中何只我一人受伤?又哪有那么多的战士人员下来抬担架呢?因为前线多一个战斗员，就多一分战斗力，就多一份力量打击国民党蒋介石，况且离开了中央苏区，没有了后方，也就没有了后方医院来救治伤员，而随军的野战医院，也和所有的红军部队一样天天走，是没有力量抬着伤员走路的，伤员也只能是跟着部队自己走，不能走的怎么办?我在前思后想着……。

　　太阳落了山，天渐渐黑了，团政治处和卫生队来了四个同志，我满以为会把我抬回部队，谁知抬到一家老百姓家里，放在事先准备好的稻草上。先给我喂了开水，又检查了伤势，其中一位同志对我说：“小黄，你伤得可不轻，行动有困难，本想让部队抬你走，可是已经走远了，请老百姓抬可一打仗又都跑了，真没法子”。又说：“我们红军当前的任务是在云、贵、川创建苏区，现在只好把你留在老乡家里养伤，以后再来接你。”我一听，脑袋“轰”的一下像要炸开了，把我留下!我再不能往前走了吗?不，我真想高声的喊：“我一定要跟部队走，死也不能留下”，可转念一想，眼下正在打仗，不可能让人抬着走，如不留下就会拖着他们走不了，不能为我一个人误事，所以只好不作声，不摇头，也不点头。他们说了几次见我不说话，就一边劝我，一边拿出一把银元装到我的衣袋里。卫生队的同志还在我头边放了些药品和纱布，说：“这些都是留给你用的。”随后请出来一位还没有躲跑的中年妇女，在我身边一再嘱咐她要好好照顾我，还说：“等他伤好了，我们就接他回部队。”政治处和卫生队的同志难舍地离去了，而那位中年妇女也再没回来。

　　我一个人躺在房子里，一盏油灯发着点点微光，墙脚下的蟋蟀唧唧地叫着，这夜多么宁静啊!可我的心里却十分不安，我极力控制着自己闭上眼睛，可是自打我记事起直到参加红军，以及每次参加战斗的情景，却又一幕幕浮现在眼前……。狗地主狰狞的狂笑着，像是说：“这回你往哪跑。”妈妈送我走出家门，要我逃命……。我这个泥瓦工当上了红军，巧遇一位骑着高头大马的红军“长官”，亲切地对我微笑着说：“小鬼，当了红军就是走上了自由解放的道路，是为劳苦大众打天下呀!那就是张云逸同志……”。在一面鲜红的团旗下，我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举起了手宣过誓：“为了全国劳动人民的解放，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为了实现共产主义革命到底，奋斗终身……”。朦胧中又听到全班的战友在呼唤：“小黄，你在哪呀?不能停下来，快走啊!走向共产主义……”。

　　天亮了，阳光从小窗户射进来，我清醒地环视着周围，使我万分高兴的是不仅我还活着，而且还觉得全身轻松多了，该怎么办?躺在这里，“留下”算是什么?还叫革命吗?又会是什么结果?不堪想象……。绝对不能留在这里，一定要走，为了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一定要追上部队，就是爬也要爬回部队。决心下定，我慢慢的爬起来，又试着站立，往前走，行了，可以走了，不能带别的东西走，只是费劲地拾起我身边的雨衣，这既可防雨，又能当被，然后用右手慢慢的披到身上走出了门，踏着部队走过的足迹，沐浴着晨光，向前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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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没吃饭了，总觉得胸脯发热，下腹发胀，也不饿，就是口渴的要命。荒山野岭中哪有开水，只有一会到小河边，时而在潺潺的小溪旁，有时又到稻田边，渴了就喝，喝了再走，实在走不动了，就歇一下再往前赶，艰难地走了一天还不到三十里。夕阳下，看到了德昌城，我蹒跚地走到南门城下，正巧遇到军团政治部正在集合、准备出发。一位在桐梓时当过新兵班班长的同志认得我，便马上迎了上来，看到我上衣的血迹，见我是这番模样，关切地问：“你受伤了，脸腊黄，一定伤得不轻。”我简单的向他说了一些经过，“乖乖，你可真了不起，我马上去汇报，你先歇一下。”他说完扶我坐下就跑了。不一会，他拿着罗荣恒主任的亲笔信：“野战医院，小黄同志身负重伤，现派人护送你院，请即接收检查治疗。”领着我走到离集合场不远的村子里，把我交给医院后，那位班长就急忙回去了。医生们正在吃饭，看了罗主任的信，立刻放下饭碗给我检查伤势，一位老一点的医生说：“你伤的这么重，又走这么远往前赶，真有股蛮劲。”另一位问我：“你哪来的这股劲?”因为到了医院，心里踏实多了，所以我笑着回答说：“咱们是红军哪!”他们听了也笑了。

　　和医生们一起吃真觉得香，可又吃不下去，为了以后的行动，硬是压下一大碗。饭后，又集合出发了，往前赶进德昌城，到了十字街口就是兄弟部队插起了队，都争着通过。轻伤员跟着部队跑步过去了，可我试着跑了两三次都差点摔倒，只得加快点步子。等我走过十字街口，却弄不清野战医院向哪条路走了。天漆黑，什么也看不见，又掉了队，跟别的部队走，给人家添麻烦，拖累别人，又不知道他们往哪里走，于是我打定主意走到街边一家铺店门前的桌子上躺下等天亮再走。我在想，此时此刻或许野战医院的同志正在找我，可这漆黑的天他们并不一定知道我掉了队，要找，又到哪去找呢?……

　　我赶队时，正和大队部行军时间相反，他们晚上行军，我只能是白天赶队，天亮早点走，天黑晚点歇。路上有时也遇到三、四个掉队的同志一起走，一直到冕宁以北的大桥镇，才追上军团直属队的后梯队。司令部管理科的老科长见我一个人走，又看到我那艰辛的样子，便问长问短，还说：“你真行，不过，小蛮子前边要通过倮倮区，可千万不能掉队一个人走，紧跟着我们走。”我很感激他，也巧，这天机关行军速度较慢，我总算咬着牙跟上了。第二天下午传来喜讯，红一团强渡大渡河成功了，要司令部加快步伐，赶到大渡河渡口。

　　这天黑云密布，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又下着滂沱大雨，沿途没有一个村落，路滑得像擦了一层油，，在路上不知摔了多少跤，饿了就着雨水啃口干粮，摔了爬起来再走，浑身都被雨水浸得透湿，伤口象刀割一样地痛，爬到山半腰，实在支持不住了，再咬牙也像拖着千斤重的东西，一定要争取休息一下，我一边想，一边坐在路旁的树丛下……。

　　天亮了，几只山雀在树上喳喳叫，曙光照着山岗，是那么美，我一跛一跛地走到了离渡口不远的地方，安顺场渡口前的一切使我惊呆了，千军万马正有秩序地渡河，时而听到歌声和梢公的号子声，使我激动得忘却了痛疼。三营出发时是团的先头营，但快到安顺场时由一营担任强渡大渡河的突击任务，三营伸到安顺场东南担任警戒掩护师主力过河，要等全师过去后续部队接替了才能再走，所以成了全师最后过河的部队。当我向渡口走去的时候，眼前出现了指导员的身影，在他旁边蹲着抽烟的像一排排长，还有一、二个班的战士坐在那里，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心想哪有这么巧的事?怕是看错了吧，揉了揉眼睛又看了一遍，是他们，我高兴的，心里咚咚地跳，快步向他们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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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两个同志看到了我，先是一愣，而后霍的站立起来都喊道：“看谁来了”，几十双眼睛一齐向我看来，“是他!是小黄，他没死……”接着一齐向我拢来。指导员和排长摸着我的头说：“我们还以为你战死了，可你没死，回来了，我们都很高兴”。大家见我衣上有血，又满身泥土，亲切地问我：“伤得怎么样”“吃苦了!”顿时，我全身都发了热，咽哽住了，哇的一声哭了起来，扑到指导员的怀里。我是个倔强人，没那么好激动，再苦再累，就是在给人家放牛的时候，老财们污辱我、歧视我、唾骂我，我也从没掉过眼泪，可这回，我赶上了队伍，就象孩子见到了娘，象久别的骨肉又重逢，怎么不激动呢!

　　我把负伤后的情况向指导员说了一遍，大家听说是伤了胸膛打了肺，子弹还在里边，惊奇地问我：“伤的这么重是怎么赶上来的，是股什么劲?”我说：“我能和大家见上面没死，有领导的关怀，也是靠我的身子骨，靠咱们红军的勇敢，靠我们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信仰，要革命到底嘛!”指导员笑着对我说，又像是对大家说：“是好样的，不愧咱是红军，能赶上来就了不起，又有这么重的伤”，“是啊!咱们一定要革命到底”。接着他拍着我的肩膀告诉我：“咱们全师要轻装过河，然后从右岸顺河而上，去抢夺芦定桥，二师从左岸去，我们是一师最后一船过河”，又说：“这次行动你参加不了，快点到团卫生队去，跟着他们走，及时换药，争取早复原”。通信员送我到还在安顺场街上的卫生队，医生们很快给我检查换药，护士长罗永祥同志像是责备却又疼爱地说我：“伤的这么重，硬是赶上来了，真是个小蛮子。”我说：“一想到部队，一想到革命，就什么困难都不怕了，这不是已经到家了”。

　　在继续长征的途中，伤势一天天好转起来，走路已经不成问题了，可是敌人的那颗罪恶的子弹却仍在我的身上，在我的胸膛里。我继续投入到同敌人的战斗中，爬雪山，过草地，到了延安。后来，医疗条件好了，经过X光检查，才知道那颗在肺里的子弹，是四川军阀造的“七九”圆头弹，筘在左肺的动脉弓上，手术取出来已经极端困难了，打那以后，为了我们的共同事业，为了革命，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美好的明天，我更加努力的去工作、去战斗，为人民争取多做些事。随着时间的流逝，年岁不饶人，交了班，离休了，但我仍在为“明天”为党的建设事业做出力所能及的事情。

　　我的儿孙们常问我：“为什么不开刀把子弹头取出来?”。我深知他们的真挚心情，我只说：“在我百年之后你们拿回来做纪念吧!它告诉你们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来得不容易呀!不要忘记过去，并要为远大的理想去发奋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