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四年我在长沙兑泽中学读书时，由同乡陈佑魁介绍，是年二月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代称SY后改为共产主义青年团CY)。是年七月又由陈佑魁、夏曦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CP)。我因为那时家庭经济不能维持我继续读书，党组织决定派我回麻阳发展地下党组织，我于一九二四年八月回到县城以麻阳县第一高小的教员公开身份为掩护，开始了党的地下组织的筹建工作。

我是一个入党不久的党员，工作没有经验，在当时那种条件下，发展组织极为困难。我首先在我的学生中宣传新文化，灌输新思想，因而取得学生的信仰。那年底(一九二四年十二月)，我介绍聂志汉、龚本清两个学生入党。随后湖南省委批准，奉命成立麻阳特别支部(即湖南省委直辖支部)。支部化名马西弼(就是麻阳CP)，后来又改叫林太治(就是麻阳特支，林字就是麻阳的省写，太治和特支同音)。为了通信方便也用龙采芹、龙采琴、龙彩琴、田兴顺等作为收信人名。从此麻阳人民就有了领导核心。支部的工作地点，是在孙家弄巷头的一个小屋里(孙家信的家)。这房子“马日事变”后，被反动政府给拆毁了。通过对朋友亲族作迂迥的宣传，渐渐把党的主张传播到校外。一些青年人也接受了新的思想。先后有郭荣章、范诗杰、陈友益、黄海凡被吸收入党。

那时麻阳当权派，张锦帆、高万民、李百弼、黄成仁等是人民最怕但又是最恨的。张锦帆是“县议会”的议长。这些土豪劣绅勾结驻军、县长危害人民。苛捐助杂税等项目繁多。这时党的工作着重揭露这些土劣的罪恶。领导人民反对他们。因此他们非常痛恨青年，尤其对长沙回来的青年学生极端仇视。陈佑魁同志在长沙组织的“麻阳县旅省学友会”(即同乡会)是麻阳土豪劣绅的死对头。陈佑魁利用这个同乡会向学生传播共产主义，也利用它攻击麻阳的土豪劣绅。尽管土劣对新思想的仇视，党的主张仍得到群众拥护。小学校长田达通在那时是拥护共产党主张的。因为校长和许多老年教员都是我的老师，他们都不反对我，但是也有暗中反对的。如号称“多宝道人”的夏尚忠就是共中一个。但多数是趋向新思想，只是不敢行动，因为这时加入共产党就有杀头的危险。在校的教员有许多和当权的土劣有矛盾，因为他们有被当权者所喜悦的人代表的危险。因而我们的党不向老师进攻，他们乐得和青年合作。我们那时只提出：“反对贪污!”“打倒土劣!”“取消苛捐杂税”等口号。这是人民所要求的，也是开明绅士不反对的口号。

除了在学生中宣传新文化外，利用节假日集会，从事爱国运动。一九二五年“五州惨案”后，麻阳成立了“雪耻会”声援罢工工人。那时受党影响的积极分子杨长治是雪耻会的领导人。在爱国名义下，土豪劣绅们是不敢公然反对宣传抵制日化，声援罢工工人等革命活动。当时麻阳没有产业工人，手工业也不发达，所以工人运动很难开展。那时在县城唯一有组织的码头工人(即搬运工人)，麻阳县城码头工人经常在会馆弄接东门的地方等做事，因而我们一有机会就向他们宣传共产主义思想。

根据上级党组织指示，要麻阳特别支部，着重加强农民运动。我们的工作经验也告诉我们，在麻阳要壮大党的组织，重点应放在农村。因而我们从旋风寨和旋风寨附近的泥溪垅开始，后来又在尧(窑)市的两背和大垅坳发展了赵圣林、田开藩为共产党员，随后又发展了赵圣宣、第一区密里溪田世忠、旋风寨农民龙绪基、泥溪农民张季斌、廖冬求、周长生、周胖子等都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特别支部奉上级指示，支部可分若干小组。旋风寨和泥溪垅为一个小组，由龙绪基领导。两背大垅坳为一个小组，由赵圣林领导。密里溪只有田世忠一个党员，他就参加县城支部过生活。在农村有了党组织，秘密农民协会就组织起来了。并对农民宣传提高雇农工资、减租、分田地、穷人要翻身等口号。我们还引用麻阳一句俗话“人多成王”，农民人数多，组织起来就有力量等等。一九二五年下年秘密农民协会成立。当时人数虽不多，但很纯洁。一九二六年八月北阀军入湘后，农民协会就公开了，在麻阳上三区加入农民协会的就达三万左右。随着农民协会的发展，也有不少的问题出现，有些农会甚至连地主也混了进来。下三区还来不及组织，党员只有龚本清一人，但他一个人回家也起不了很大的作用，所以下三区没有党的组织，农民运动就不可而言了。

在麻阳革命历史中，一九二五年发生了一件大事，杨长治遇害(杨是库屯人，国民党员。在马日事变前的国民党是孙中山改组后的，很多党员是革命的，共产党员也可以跨党)。他拥护共产党，积极反对土豪劣绅，张锦帆等人非常恨他。当时麻阳是陈渠珍的辖区，他有很多屯田，佃屯田的农民受剥削最重，常为交租问题挨打挨关。因此收回屯田是农民的迫切要求。打倒贪官污吏就是反对陈渠珍，反对张锦帆等勾结竿军欺压人民。北阀军入湘前夕，川黔军进入湘西，麻阳的竿军将撤走时，张锦帆等唆使竿军(陈渠珍驻扎在麻阳的风凤军)捉拿杨长治和我，我从窗口逃了出去，得以幸免，杨长治被捉，借“图谋不轨”的罪名砍头牺牲。

北阀军胜利地向湖南挺进，特别支部接到省委指示，国民党和人民团体可以公开，在国民党内部的我党同志有龙宏杰(杨柳坡人，在长沙入党)，李祖翼(麻阳一区人在城中住)已加入共产党。在人民团体中，如工会、商民协会、妇女协会，多为国民党左派掌握，拥护我们的主张。我们的主要力量是农民协会(委员长是共产党员赵圣林同志担任)。省委还指示共产党组织不公开，但可以公开个别代表在各大会上发言。我那时是大家公认的共产党员。号称“多宝”的夏尚忠想打入我党内进行破坏，曾经向我要求加入共产党，我们没有答复，也没有告诉我们知道共产党的组织。我们为杨长治开了追悼会，并举行了示威游行。成万农民手执梭标、乌枪、锄头进城，“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响彻云霄。县政府在人民的强大威力下逮捕了张锦帆和高万民。当时驻扎在麻阳的是袁祖铭的一个团，团长陈镇岳为了讨好农民，送给农民协会三十几支步枪和一些子弹(不是好的)。赵圣宣、田开藩就用这些武器为基础武装农民成立了农民自卫军。

一九二七年“马日事变”前，省委准备召开省民会议。这时我接到上级的指示调省安排工作。麻阳因为党员不多，未经成立县委，所以自从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党的地方组织一直是一个特别支部。支部书记一直是我担任，我离开麻阳，书记由赵圣林继任。麻阳赴长沙参加省民会议的代表除我外还有黄九圭(国民党员)。我和黄九圭侍船抵沅陵时，不知政局变化，晚上反动军队到船上搜捕我们，因为船很多，我和黄九圭跳下水，我得一个农协会会员的打救，从水中逃脱险境，黄九圭被淹死在沅陵。

“马日事变”发生时，麻阳驻军不多，陈镇岳因见农民势力较大不敢行动，所以党组织没有遭到损失。滇军撤去后，黔军进占麻阳，他们勾结地方豪绅实行反革命大搜捕，赵圣林、赵圣宣、田开藩、龙绪基等早已有所戒备，领导农民武装割据二区和西晃山一带。不久黄晦安(原名黄海生)和黄万亿等由长沙回到麻阳。由于党的工作偏重于单纯的军事活动，武装割据的范围就缩小到西晃山山区，加上张祖恒(二区火马坪人与竿军作对的)和赵圣林合作，力量是比较雄厚的，由于张想收编陆显海一股土匪，结果反遭陆的暗算，武装丧失完了。张祖恒、赵圣宣、龙宪等同志牺牲，赵圣林同志身负重伤。后来湘西特委派刘百川同志来麻阳恢复党的工作(刘百川，麻阳人，是以刻字工人为掩护)。

我在沅陵脱险后，到常德接不上火，就担水卖和做点零工谋生。不久我和长沙陈佑魁同志取得了联系，同陈佑魁同志到衡阳负责组织工作，不久又调到常德湘西特委负责组织工作。因为在麻阳的同志向省委要求，一九二八年我由常德回到麻阳西晃山，这时赵圣林同志的伤还未痊愈，我们只好派刘百川到贵州与张元勋接头(张是麻阳人，在贵州多年，有一部分武器，并同意我们收编)。当时我们在高山寨召开了一次党员扩大会议，根据当时形势，应该发展组织，不宜暴动，但大多数都主张重整武装攻城，滕英斋和刘百川都主张暴动，我们的标语贴进城去，大造攻城的声势。竿军听说我们有几千条他，其实我们自己很少枪枝，只是龙绪基利用少数力防枪兵与我们一起活动。我们研究了暴动部署，随后进行了暴动，结果没有达到目的。后来竿军探得我们虚实，就派兵围攻高山寨，我们这次虽没有受重大损失，但被冲散，再也不能集合起来。

我们失败后，敌人日夜清乡，我便隐蔽在乡下，准备慢慢发展党员重整旗鼓。由于常德特委被破坏，麻阳通信机关和芷江通讯机关都受到影响，刘巨川同志在芷江被捕牺牲(麻阳人，刘百川的同胞兄弟)。同时前两月陈佑魁同志在长沙也已牺牲，我们与省委又联系不上，只好藏在泥溪垅张季斌同志家里住几个月。白天在树林里，晚上出来活动。龙绪基、张季斌、廖冬求也不能出面，其余的几个党员也不敢活动。

一九二九年春，由于很久与上面联系不上，加之敌人清乡很严又不能发展组织，我就和张季斌等离开麻阳到洪江，随后刘百川也到了洪江。因他的常德家庭受了影响，使我们到洪江不能久住，结果我和刘百川、张季斌、廖冬求、龙绪基等都到贵州锦屏。到锦屏后，刘百川听说张元勋归黔军李小炎收编驻扎在榕江，我就和龙绪基、张季斌、廖冬求、张自诚想到榕江，只希望有机会到广西(那时我们在报上看到广西有我们的根据地，后来据说他们在抬拱被团匪捕捉牺牲了)。我因的妻子小孩在锦屏未曾同去而幸免。

麻阳党的地下组织到一九二九年可以说就没有了，我在乡下那一段时期，除了与黄晦安发生关系外，其他任何党员或者团员都未和我见过面，后来左自然叛变，黄晦安等都被捉到凤凰。我在贵州近十年，于一九三八年抗日战争时间回到麻阳，知道以前入党的党员或共青团员都变了，只有田开藩在耕田，田还表示愿意参加革命，我告诉他没有取得联系，除了口头宣传，还不能组织行动。

当时参加活动的特支主要负责人：

孙家信：二区旋风寨，特支书记，主持整个特支工作。

龙绪基：二区旋风寨。

赵圣林：二区尧市附近两背，县农协委员长。

赵圣宣：二区尧市附近两背，负责农协军事。

田开藩：二区大垅坳，协助农协军事。

刘百川：麻阳人住常德，讨竿军总司令(二八年)。

黄海生：县城东街，一九二八年党的组织工作。

陈友益：县城，特支技术书记(等于文牍)。